衙门时，声称有病，没有参加回答皇帝策问的考试。回乡后，撰写了一篇评论当代政事的文章，篇名叫作《政论》。文章说：“凡天下所以不能治理，通常是由于人主继承太平盛世为时太久。风俗已经逐渐敝败，却仍不觉悟；政令已经逐渐衰败，却不知改弦更张。以为治，以危为安，熟视无睹。有的沉溺于酒，荒纵，不忧虑国事；有的听不任何规劝，听假话而听不真话；有的不能分辨人的忠和，事情的是和非，在歧路上犹豫不决，不知所从；于是，亲信的辅佐大臣，害怕得罪邪，闭不言，只求保全自己的官厚禄；而疏远的臣下，虽然敢说真话，但因为地位卑微，意见不能受到重视和采用。因此，朝廷的法度在上面遭到破坏，才智之士在下面到无可奈何，真是可悲！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在于补决坏，枝拄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盖孔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人，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 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听，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贤智之论所以常愤郁而不伸者也。

“自从汉王朝建立迄今，已经三百五十余年，政令已经严重荒废，上下松懈怠惰，百姓怨声载，都盼望重新得到中兴，挽救目前的危局。而且，拯救时世办法，在于把裂补好，把倾斜支住，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目的只是要使整个天下达到安宁的境地而已。所以，圣人掌权，就会据当时面临的形势，制订相应的制度和措施。虽然采取的步骤会有差异，设置的制度和措施也各不相同，但都不会迫人们去本不到的事，也不会不当前急需的事，而只是追求遥远空的思想。孔回答叶公说，为政在于使远的人都来归服；他回答鲁哀公说，为政在于选用贤才；他回答齐景公说，为政在于节约财富。并不是孔对为政本有不同的见解，而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不同的要务。庸俗的人，只知拘泥于古书上的文字，不懂得据不同的情势，制订不同的制度和措施的理。只看重从书中听来的古人古事，而忽略前的现实，怎么可以和这人讨论国家的大事呢！所以，臣属上书奏事，虽然主上愿意聆听，但每每遭到牵制和破坏。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些顽劣的人士不懂审时度势，只知安于所见到过的事情，即使是事情已经成功，也不知快乐，何况在心事情的开端时，就让他同意？只是虎虎地说，大致遵循原来的法令规章而已；有的人，虽然见识通达，但居名自负，忌妒贤能，因为计策不是于自己而到羞耻，于是舞文墨，去诋毁别人提的计策。即便是最好的计策，因为寡不敌众，也终于遭到摈弃，纵使后稷、契重生，也束手无策。这就是持贤能智慧的言论的人，所以常常悲愤压抑而不能得到伸展的原因。

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得失，于斯可鉴。昔孔作《秋》，褒齐桓，懿晋文，叹仲之功；夫岂不文、武之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治秦之绪，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吐纳，虽度纪之，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理，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勒以救之，岂暇鸣和銮，调节奏哉！昔文帝虽除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瑗之也。山仲长统尝见其书，叹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凡治理天下的君主，如果不是有最好的品德，则采用严厉的手段，就能够治理；采用宽纵的手段，国家就混。何以知会是这样？近代孝宣皇帝，明白统治人民的理，知为政的真谛，所以，采用严刑峻法，使为非作歹的人心胆俱裂，海内清平，天下安静，总结他的政绩，于文帝。等到元帝即位，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政令，终使朝政衰败，皇帝的威势和权力开始下降，汉王朝的大祸，在他手中奠下基础。为政之的得失，从这里可以明鉴。过去，孔作《秋》，褒奖齐桓公，夸奖晋文公，赞叹仲。那么，孔难不赞周文王、周武王的为政之？实在是为了通达权变、拯救时弊的理。圣人能够随着时代的前，而不断改变制度和措施，然而，庸人却苦于不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自己的认识，以为上古时代所采用的结绳记事的原始方法，仍然可以治理纷如麻的秦王朝；以为舞红的盾牌和玉石制作的斧戚之舞，足可以解除汉祖受困的平城之围。像熊那样攀援树木，伸手展足，象鸟那样飞翔空，伸展翅，虽然可以延年益寿，却治不了伤寒重病。用不断吐浊气，用鼻不断清气，虽然可以使健康，却不能连接折断的骨骼。治理国家的方法，和养护相类似，平时注意营养和保护，有病时则使用药行治疗。刑罚是治理世的药，德教是治理太平盛世的佳肴。如果用德教去铲除凶残，就好比用佳肴去治疗疾病；反之，如果用刑罚去治理太平盛世，就好比用药去营养和保护，都是不合适的。可是，现在继承历代帝王遗留下来的弊病，又正逢艰难的时局，自最近几代以来，政令大多宽容，如同驾车的人扔掉了缰绳，匹脱掉了衔勒，四匹牡横冲直撞，前面的路又非常艰险，应该急勒刹车，行拯救，怎么还有闲暇一边听着车铃的节奏声，一边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呢？过去，汉文帝虽然废除了刑，但是，将应当砍掉右脚趾的改为斩首示众，受笞刑的人也往往被鞭打至死。所以，汉文帝仍是用严而非用宽的办法，实现了天下太平。”崔是崔瑗的儿。山郡人仲长统曾经看到了这篇文章，叹息说：“凡是君主，都应把它抄写下来，放在座位旁边，作为座右铭。”

臣光曰：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 ；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宄得志，纪纲不立。故崔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孔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矣。

臣司光曰：汉朝的法令已经是严厉的了，然而，崔还嫌它宽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衰败之世的君王大多懦弱，平庸愚昧的辅佐之臣，只知姑息。所以，有权势而得君王幸的臣下，即使有罪，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豪和不守法度的刁徒，即使违法，也不被诛杀；施加仁恩惠，只限于前；使为非作歹的人得逞，纲纪不能维持。所以，崔的评论是用来矫正一时的弊端，不是百代通用的法则。孔说：“为政太宽大，则人民不在乎，人民一旦不在乎，则用严刑峻法来纠正。施行严刑峻法，则人民到暴，人民一旦到暴，则改施宽大之政。用宽大和严厉两手段互相补充，政局才能稳定。”这是永世不变的常轨。

[11]闰月，庚午，任城节王崇薨；无，国绝。

[11]闰十二月庚午（十八日），任城节王刘崇去世，没有嗣，封国灭绝。

[12]以太常黄琼为司空。

[12]擢升太常黄琼为司空。

[13]帝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特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咸称冀之勋德宜比周公，锡之 山川、土田、附庸。黄琼独曰：“冀前以亲迎之劳，增邑万三千；又其胤亦加封赏。今诸侯以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冀可比邓禹，合四县。”朝廷从之。于是有司奏：“冀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悉以定陶、成余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婢、彩帛、车、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勋。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平尚书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冀犹以所奏礼薄，意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