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应；吴主使卫将军全琮督前将军朱桓等赴之，既至，事，吴军还。

[13]庐江主簿吕习秘密派遣使节向吴国请求兵接应，想要打开城门里应外合。吴王派卫将军全琮督领前将军朱桓等赶赴庐江，到达时事情败，吴军返回。

[14]诸葛恪至丹，移书四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锋，俟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旧谷既尽，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于是山民饥穷，渐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徙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拘执！”臼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伉缚送诸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吴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徙屯庐江皖。

[14]诸葛恪到达丹，用正式公文通知四属城长官，命令他们各自严密防守疆界，整顿队；已经归顺的山越平民，一律设屯聚居。然后又调各将领，率兵据守险要，只修缮防御工事，不与山越兵。等待稻米快成熟时，即下令士兵收割，使地上不留稻。原有的粮已经吃尽，新稻又没有收成，平民设屯聚居，劫掠不到任何东西。于是山民饥饿难忍，逐渐山归降。诸葛恪遂又下命令说：“山民只要痛改前非，接受教化，都应当抚，迁移到外县，不能随意猜疑，拘押逮捕。”臼县长胡伉获得降民周遗，周遗原是一个恶霸，迫于饥饿暂时山。胡伉把他捆绑起来，送到郡府惩办。诸葛恪认为胡伉违抗命令，于是将胡伉斩首。山民听说胡伉因随意捕人被杀，知官府的目的只是想让他们离开山区，于是扶老携幼，大批山，一年之后统计人数，都同原来计划的一样。诸葛恪亲自统领一万人，其余的分给其他将领。吴王嘉奖他的功劳，任命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封为都乡侯，移驻庐江皖。

[15]是岁，徙长安钟、橐佗、铜人、承盘于洛。盘折，声闻数十里。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铜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门外。又铸黄龙、凤皇各一，龙四丈，凤三丈余，置内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司徒军议掾董寻上疏谏曰：“臣闻古之直士，尽言于国，不避死亡。故周昌比祖于桀、纣，刘辅譬赵后于人婢，天生忠直，虽白刃沸汤，往而不顾者，诚为时主惜天下也。建安以来，野战死亡，或门殚尽，虽有存者，遗孤老弱。若今室狭小，当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况乃作无益之，黄龙、凤皇，九龙、承盘，此皆圣明之所不兴也。其功三倍于殿舍。陛下既尊群臣，显以冠冕，被以文绣，载以华舆，所以异于小人；而使穿方举土，面目垢黑，衣冠了鸟，毁国之光以崇无益，甚非谓也。孔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忠无礼，国何以立！臣知言必死，面臣自比于之一，生既无益，死亦何损！秉笔涕，心与世辞。臣有八，臣死之后，累陛下矣！”将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寻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寻，有诏勿问。

[15]这一年，把原设在长安的钟、橐佗、铜人、承盘移到洛。承盘折断，响声传几十里。铜人太重，无法运到洛，只好留在霸城。广为征集黄铜，铸成铜人两个，称为翁仲，并排安放在皇司门外。又熔铸黄龙、凤凰各一个，黄龙四丈，凤凰三丈多，安置在皇内殿前。在芳林园西北角堆起一座土山，命三公九卿等众官员都去搬运泥土，在土山上植松树、竹、杂木和草，捕来山禽杂兽放到丛中豢养。司徒军议掾董寻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古代的正直之士，把应说的话毫无保留地对国君全讲，不躲避杀逃亡之祸，所以周昌把汉祖比作夏桀、商纣，刘辅把赵后比作婢女。天生忠诚正直之臣，虽然面对白刃和沸腾的开，都敢于上前而不畏惧，实在是为了当时的君王，珍惜君王的天下。建安以来，野战中死去和逃亡的无以计数，有的已门尽灭，即使还有幸存的人，也是孤寡老弱。假如果真是现在殿狭小，应当扩建，也还应随顺农时，不要妨碍农业生产，何况是制作毫无益的？黄龙、凤凰、九龙、承盘，这些都是圣明的君王不愿制作的东西，制作所需的工夫是修建殿的三倍。陛下既然尊重群臣，让他们官帽，穿绣衣，门乘坐华丽的车轿，用以和平民区别；可又让他们挖坑抬土，面目又脏又黑，衣冠破碎不整，丢尽国家的脸面，为的只是对国家毫无益的林园，实在很不对。孔说：‘君王对臣下以礼相待，臣下侍奉君王效尽忠心。’没有忠义没有礼法，国家靠什么维持？我知此言既，肯定被杀，可是我自比为之一，活着既然无益于国家，死了又会有什么损失？持笔泪，心已与世辞别。我有八个儿，我死之后，还要拖累陛下了。”将要上奏前，沐浴等待命令。明帝说：“董寻不怕死吗？”主事官奏请拘捕董寻，明帝下诏说不必追究。

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说秦、汉之奢靡以圣心；求取亡国不度之，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听。

堂隆上书说：“如今世上邪恶之人，喜好议论秦、汉之时的奢靡生活以动摇陛下的圣心，引诱陛下求取已亡国家不合法度的，致使百姓劳苦，钱财浪费，伤害德政，这不是提倡礼乐的和谐，保持神明的喜庆。”明帝不采纳。

隆又上疏曰：“昔洪滔天二十二载，尧、舜君臣南面而已。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徙共供事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僭号称帝，与中国争衡。今若有人来告，‘权、禅并修德政，轻省租赋，动咨耆贤，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此，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贼并为无，崇侈无度，役其士民，重其赋敛，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闻之，岂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难乎！苟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亡，然后至于不亡。今天下雕敝，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蓄，外有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矣。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禀赐，不应输者今皆半，此为官兼多于旧，其所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小赋，前后相继。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是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览之，谓中书监、令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