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有《否》、《泰》，小人长，君消，则政日；君长，小人消，则政日治。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尧朝，周公与、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相毁，言相谤，岂可胜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叔孙，故以大，污辱至今。故治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而不反者也。今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诌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拨山，如此，望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与颜渊、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今佞邪与贤臣并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々，数设危险之言，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孔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思天地之心，览《否》、《泰》之卦，历周、唐之所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方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之浸，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邑三百，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多言其短。后坐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善而去也，比周求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绌；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恶、是非果何在哉！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稀复见；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方贵，上信用之；今，第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得大位，罔上不！”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臣光曰：君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竟为中山王。

匈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久之，单于竟北归，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

孝元皇帝上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四二年）

1，二月，赦天下。

1季，二月，大赦天下。

2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2二月五日，御史大夫韦玄成当宰相；右扶风郑弘当御史大夫。

3三月，壬戌朔，日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