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欤！东境空虚，皆由使命繁数，穷幽极远，无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属搔扰；驽困守宰，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重为贪残，纵有廉平，郡犹掣肘。如此，虽年降复业之诏，屡下蠲赋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为“今天下所以贪残，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丘陵，列肴同绮绣，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之夫，无有等秩，为吏牧民者，致赀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率皆尽于燕饮之、歌谣之。所费事等丘山，为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馀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甚，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诚宜严为禁制，以节俭，纠奏浮华，变其耳目。夫失节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不能及群，故勉而为之；苟以纯素为先，足正凋之弊矣。”其三，以为“陛下忧念四海，不惮勤劳，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既得伏奏帷，便诡竞求，不论国之大礼，心存明恕；惟务求疵，擘肌分理，以刻为能；以绳逐为务。迹虽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长弊增，实由于此。诚愿责其公平之效，黜其谗慝之心，则下安上谧，无徼幸之患矣。”其四，以为“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宜省事、息费，事省则民养，费息则财聚。应内省职掌各检所：凡京师治、署、邸、肆及国容、戎备，四方屯、传、邸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兴造有非急者，征求有可缓者，皆宜停省，以息费休民。故畜其财者，所以大用之也；养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则终年不止矣。如此，则难可以语富而图远大矣。”

[15]散骑常侍贺琛向梁武帝启奏了四件事：其一，认为“现在北方的东魏已经降服，该是让百姓繁衍后代，积蓄资，对他们实行教育训导的时候了，而天下的却减少了，关外减少得更厉害。郡不堪忍受州的，县不堪忍受郡的搜刮，千方百计地互相扰，只知横征暴敛，百姓不堪重压，各家纷纷离失所，这难不是州郡长官的过错吗？东地区空虚，都是由于国家政令太繁多引起的，即使是偏僻边远的地方，也无所不至。每次来一位使者，所属地区便受到扰，那些无能的地方官员，就只好拱手听命，让他们渔猎搜刮，暴狡诈的地方长官，又趁机更加贪婪地剥削。纵然遇到廉洁正直的官员，郡守还要加以阻挠。象这样，朝廷尽年年降旨要人民恢复生产，多次下令免除赋税，但百姓却不能回到他们原来的住所。”其二，认为“当今天下官吏之所以贪婪、残暴，确实是由于奢侈靡烂的风俗造成的。当今，在喜庆饮酒的日里，人们竟相攀比奢华；果品堆积得如同小山，味佳肴摆在席上如同丽的刺绣一样，百两黄金，还不够一次酒宴所用的钱。来宾与主人所需要的只是吃饱，没等到走下殿堂，那些就当成腐烂发臭的东西抛弃掉。再者，无论什么等级，都蓄养女。而当官统治百姓的人，得到了大的财富，他们离职回家之后，这些银两也维持不了几年，全都用在办饮酒、歌舞的销中了。他们所破费的东西象小山一样多，而寻作乐只在一时，于是他们更加悔恨以往在官时向百姓索取得少了；如果能重新官的话，他们便加倍地攫取、吞噬百姓的财。这是多么违背义啊！其余侈之事，数不胜数，这习惯渐渐成了风气，而且日渐滋长，一天比一天严重，要想使人们恪守廉正清白，怎么能办到呢？真应该严格制定禁止的措施，用节俭来引导人们，纠崐正虚浮不实的弊端，使其耳目一新。对官吏失去节制的叹，也是人们自己忧虑的，我正羞愧于不能使大家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要勉去，如果能以正直清白为前导，足能纠正那些凋残失节的弊病”其三，认为“陛下您忧国忧民，挂念天下，不畏辛劳，以至于各门都直接向您奏事。但是那些才短识浅气量狭小的人，既能靠近您，向您启奏，便想骗得您的信任，争相飞黄腾达，而不顾国家大局，不能心存宽恕，只一味地求疵，擘肌分理，过分苛细，以严酷为能，把纠举别人过错并且呵斥驱逐人看成是自己的任务。他们的作为，表面上虽然似乎在奉公办事，实际上是更实现了他的作威作福。结果使犯罪者增多，用巧妙办法逃避罪责的人也很多，滋长了弊病，增加了邪恶，实际上就因为这个原因啊！我真诚地希望能达到公平的效果，革除佞小人妄谗言的邪恶念，那样，全国上下就会安定，就没有侥幸心理带来的忧患了。”其四，认为“现在天下太平无事，但仍没有一空闲时间，应该上简事务，节省掉一些费。减少了事务，百姓就能修养生息，节省一些开销，国家就可以聚集资财。各机构应该自己对照职责范围，分别检查下属门：凡是京师的官府、衙门、官邸、市肆以及朝廷仪仗、武事装备，地方上的屯戍、驿传、地方官衙等，有应该革除的，就要革除它，有应该削减的，就要削减掉它。兴建的工程有不急需的，征收的赋税劳役有可以暂缓的，都应该停止减省，以节约开销，让百姓得到休息。因此，储蓄财货是为了能有大的作为，让人民休养生息是为了能让他们服大役。如果说小事不足以破费多少钱财，就任意费的话，那就终年不会停止了。如果认为小的劳役不会妨碍百姓的话，那就会终年有劳役，百姓没有休息的时候了。像这样，就很难谈到国富民，并且图谋远大的事业了。”

启奏，上大怒，召主书于前，授敕书以责琛。大指以为：“朕有天下四十馀年，公车谠言，日关听览，所陈之事，与卿不异，每苦倥偬，更增惑。卿不宜自同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别显言：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尚书、兰台某人猾，使者渔猎，并何姓名？取与者谁？明言其事，得以诛黜，更择材良。又，士民饮过差，若加严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傥家家搜检，恐益增苛扰。若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若以为功德事者，皆是园中之，变一瓜为数十，治一菜为数十味；以变故多，何损于事！我自非公宴，不国家之，多历年所；乃至人，亦不国家之。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贪廉各用，亦非朝廷为之傅翼。卿以朝廷为悖，乃自甘之，当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导之以节俭’，朕绝房室三十馀年，至于居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不于；受生不饮酒，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见也，朕三更治事，随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多日昃方，日常一，若昼若夜；昔要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才二尺馀，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故也。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今不使外人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专听生，独任成，’二世之委赵，元后之付王莽，呼鹿为，又可法欤？卿云‘求疵’，复是何人？‘擘肌分理’，复是何事？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