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权衡利弊，可要善于选择适宜的事去。”

[21]上问魏徵：“比来朝臣何殊不论事？”对曰：“陛下虚心采纳，必有言者。凡臣徇国者寡，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关说忤旨，动及刑诛，与夫蹈汤火冒白刃者亦何异哉！是以禹拜昌言，良为此也。”

[21]太宗问魏徵：“近来朝廷大臣们为什么不上书议论朝政？”魏徵答：“陛下虚心纳谏，就一定会有上书言事者。大臣们愿为国徇者少，惜自的人较多，他们害怕获罪，所以不上书言事。”太宗说：“是这样。大臣们议论国事而忤怒圣意，动辄以刑罚，这与上刀山下火海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大禹给提意见的人行礼，正是为此。”

房玄龄、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上怒，让玄龄等拜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徵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谢！玄龄等为陛下肱耳目，于中外事岂有不应知者！使所营为是，当助陛下成之；为非，当请陛下罢之。问于有司，理则宜然。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上甚愧之。

房玄龄、士廉路上遇见少府少监窦德素，问：“北门近来在营建什么？”窦德素奏与太宗。太宗大怒，责备房玄龄等人说：“你只执掌南衙朝中政事，北门小小的营缮事，与你有什么相？”房玄龄等磕谢罪。魏徵谏说：“我不知陛下为什么要责备玄龄等人，玄龄等人又为什么要谢罪？玄龄等人为陛下的肱耳目之臣，对内外事岂有不应知的理！如果营造的事是对的，定会帮助陛下促成其事；如果不当营造，就应当请求陛下停止此事。所以他们询问有关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知因何罪而责怪他们，又因为什么罪而谢罪呢？”太宗听后十分差愧。

[22]上尝临朝谓侍臣曰：“朕为人主，常兼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退而上书，以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陛下拨反正，群臣诚不足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乃与群臣校功争能，臣窃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22]太宗曾在上朝时对边大臣说：“朕为万民之主，经常要兼武将文相的事。”给事中张行成退朝后又上书给太宗，认为：“大禹本人不自大自夸而天下人都不和他争功争能。陛下拨反正，众位大臣实在是不足以眺望到圣明风采；然而陛下却不必在上朝时言及此事。以陛下的天尊，却与群臣争功比能，我认为不足取。”太宗非常赞许张行成。

十六年（壬寅、642）

十六年（壬寅，公元642年

[1]，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学，司苏勖说泰，以古之贤王皆招士著书，故泰奏请修之。于是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辐凑，门如市。泰月给逾于太，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以为：“圣人制礼，尊嫡卑庶，世用不会，与王者共之。庶虽，不得逾嫡，所以嫌疑之渐，除祸之源也。若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乘机而动矣。昔汉窦太后梁孝王，卒以忧死；宣帝淮宪王，亦几至于败。今魏王新阁，宜示以礼则，训以谦俭，乃为良，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上从之。

[1]季，正月，乙丑（初九），魏王李泰呈《括地志》一书。李泰勤勉好学，司苏勖劝说李泰，古代的贤能王均招徕学者著书立说，故而李泰奏请修撰《括地志》。于是大开馆舍，广泛延请天下俊彦贤才，人才济济，门若市。李泰每月的费用超过了太，谏议大夫褚遂良上奏疏言：“圣人制定礼仪，是为了尊嫡卑庶，供太用的品不作计算，与君王待遇相共。对庶的儿虽然喜，也不得超过嫡生，这是为了堵嫌疑的发生，除去祸的源。如果应当亲近的人反而疏远，应当尊贵的人反而卑贱，则那些佞之人，必然会乘此时机得势。从前西汉窦太后幸梁孝王，最后忧虑而死；汉宣帝幸淮宪王，也几乎导致败亡。如今魏王刚刚作藩王，应该向他显示礼仪制度，用谦虚节俭来训导，如此才能使他成为良才，正所谓‘圣人的教导不待严肃而自然有成。’”太宗听从其意见。

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书，以为：“陛下魏王，常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骄奢，不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东之西，海陵昔尝居之，时人不以为可；虽时异事异，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几致此误。”遽遣泰归第。

太宗又让李泰迁居到武德殿；魏徵上奏疏言：“陛下喜魏王，常常想让他安全，正应当多多抑制他的骄奢习气，不让他于嫌疑之地。如今移居到武德殿中，位在东西面，当年海陵剌王李元吉曾在此居住，时人均认为不可取；虽然时势事情都不同，然而我也担心魏王的心里惊恐不敢安闲。”太宗说：“差一造成失误。”即刻让李泰回到原宅第。

[2]辛未，徙死罪者实西州，其犯徒则充戍，各以罪轻重为年限。

[2]辛未（十五日），唐朝将死罪犯人改充西州，放罪的改为充军，并且各以罪行轻重划定年限。

[3]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

[3]敕令全国检括查无籍的游民，限定下一年年未附籍完毕。

[4]以兼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知机密。

[4]太宗任命兼中书侍郎的岑文本为中书侍郎，单独执掌朝廷机密事宜。

[5]夏，四月，壬，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

[5]夏季，四月，壬（二十七日），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在兼起居注的事，朕可以看看都记了些什么吗？”答：“史官记载君主言行，详细记录善恶诸事，这样君主才不敢胡作非为，我未听说君主可以亲自看记录的 。”太宗说：“朕有不妥当的事，你也记下了吗？”答：“我的职责在于秉笔直书，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下来，全国也都会记下来。”太宗说：“的确是这样。”

[6]六月，庚寅，诏息隐王可追复皇太，海陵剌王元吉追封巢王，谥并依旧。

[6]六月，庚寅（初六），太宗诏令息隐王李建成可以追封恢复皇太称号，海陵剌王李元吉追封为巢王，谥号一并依旧。

[7]甲辰，诏自今皇太用库，所司勿为限制。于是太发取无度，左庶张玄素上书，以为：“周武帝平定山东，隋文帝混一江南，勤俭民，皆为令主；有不肖，卒亡宗祀。圣上以殿下亲则父，事兼家国，所应用不为节限，恩旨未逾六旬，用已过七万，骄奢之极，孰云过此！况臣正士，未尝在侧；群邪巧，昵近。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隐密，宁可胜计！苦药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恶其书，令伺玄素早朝，密以大棰击之，几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