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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纪五十七(5/10)

关官吏甚至把来往行人的背包和箱都打开查看,但始终未能禁绝这类不测事件的发生。等到田弘正郓州后,翻阅李师的文书,发现其中有赏赐杀宰相武元衡的刺客王士元等人的记载,以及赏赐潼关、蒲津官吏、士卒的案卷,这才知以往不测事件,都是由于官吏、士卒受敌贿赂,容纳叛贼作

裴度纂述蔡、郓用兵以来上之忧勤机略,因侍宴献之,请内印付史官。上曰:“如此,似朕志,非所也。”弗许。

裴度把朝廷对淮西、淄青用兵以来,唐宪宗勤勉为政、日理万机的情形编纂成册,在陪伴宪宗饮宴时,乘机献上,奏请宪宗盖印,然后付史官。宪宗说:“如果这样,就会使史官产生错觉,以为是我指派你编纂的,其实,这并非我的本意。”于是没有准许。

三月,戊,以华州刺史总为郓、曹、濮等州节度使。己丑,以义成节度使薛平为平卢节度、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使。以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海、兖、密等州观察使。

三月,戊(初十),唐宪宗命华州刺史总为郓、曹、濮等州节度使。己丑(十一日),命义成节度使薛平为平卢节度使和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使。命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海、兖、密等州观察使。

[3]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奏:“河朔藩镇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余年者,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吏、县令之权,自作威福。使刺史各得行其职,则虽有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独反也。臣所领德、棣、景三州,已举牒各还刺史职事,应在州兵并令刺史领之。”夏,四月,丙寅,诏诸节度、都团练、都防御、经略等使所统支郡兵,并令刺史领之。自至德以来,节度使权重,所统诸州各置镇兵,以大将主之,暴横为患,故重胤论之。其后河北诸镇,惟横海最为顺命,由重胤之得宜故也。

[3]横海节度使乌重胤上奏:“河朔藩镇所以能够长期抗拒朝廷诏令,割据六十余年,原因是他们在各州设置镇将主持军政,夺刺史和县令的权力,自作威福。如果能让刺史行使自己的职权,那么,就是现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雄,也必然不可能以一州的兵力叛。现在,我所辖的德、棣、景三州,已下令各州镇将把军权归还刺史,各州的州兵都由刺史统辖。”夏季,四月,丙寅(十九日),唐宪宗下诏,命各节度使、都团练使、都防御使、经略使等所统辖的支郡兵,一律归各州刺史统辖。自从至德元年以来,节度使权势日重,他们在各自辖的州郡设置镇兵,派大将主持军务,专横跋扈,所以,乌重胤上奏论及此事。从此以后,河北藩镇中,只有横海最为顺从朝廷,都是由于乌重胤置适宜的缘故。

[4]辛未,工侍郎、同平章事程异薨。

[4]辛未(二十四日),工侍郎、同平章事程异去世。

[5]裴度在相位,知无不言,皇甫之党挤之。丙,诏度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5]宰相裴度知无不言,皇甫的党羽在暗地里不断排挤他。丙(二十九日),唐宪宗下诏,命裴度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荣誉官衔,充任河东节度使。

皇甫专以掊克取媚,人无敢言者,独谏议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自诉于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将报怨邪!”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从父弟也。

皇甫专以聚敛取媚宪宗,朝臣都不敢言,只有谏议大夫武儒衡上奏,指斥皇甫罪行。皇甫向宪宗上诉,表示自己清白无辜。宪宗说:“你是由于武儒衡上奏,难想要报复他吗?”皇甫这才不敢再说了。武儒衡是前宰相武元衡的叔伯兄弟。

[6]史馆修撰李翱上言,以为:“定祸者,武功也;兴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复祖、太宗旧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迩;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绝献,宽百姓租赋;厚边兵,以制戎狄侵盗;数访问待制官,以通蔽;此六者,政之本,太平之所以兴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难,若何不为其乎!以陛下天资上圣,如不惑近飞容悦之辞,任骨鲠正直之士,与之兴大化,可不劳而成也。若不以此为事,臣恐大功之后,逸易生。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枕自安逸,’如是,则太平未可期矣!”

[6]史馆修撰李翱上奏,认为:“平定祸依靠武力,开创太平大业则依靠文治和贤德。现在,皇上既然已经用武力平定天下,不如接着革除弊政,恢复祖、太宗创立的传统制度,任用忠心正直的人士而不随便怀疑,摒斥邪佞幸的小人而不再亲近他们;改革赋税制度,将以往收钱币改为纳实;禁绝地方官吏向朝廷奉献钱,减免百姓的租税;加边防,抵抗边境戎狄的侵犯;经常访求待制官员,倾听他们的意见,以使下情上达。以上六条,是朝廷大政的本之,也是达到太平盛世的主要途径。现在,皇上既已经把那些常人难以到的事都完成了,为什么不接着实行这些容易到的事呢?照皇上的天资和圣明,如果不受边小人的巧言诱惑,信用耿直忠正的臣僚,那么,天下太平大治,可不劳皇上躬亲辛劳而自然形成。但如果皇上不注意这些方面,我担心在以武功平定天下之后,贪图安逸的望容易滋生,臣下左右阿谀迎奉,这时,就有人向皇上言,他们必定会这样说:‘天下已经太平了,皇上可以枕无忧,自图安逸。’如果皇上照他们说的那样去贪图享乐的话,太平盛世也就遥远无期了!”

[7]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杀武元衡贼王士元等十六人,诏使内京兆府、御史台遍鞫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询之,则多异同。元略问其故,对曰:“恒、郓同谋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后期,闻恒人事已成,遂窃以为己功,还报受赏耳。今自度为罪均,终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复辨正,悉杀之。

[7]秋季,七月,丁丑朔(初一),田弘正把暗杀武元衡的刺客王士元等十六人押送京城。唐宪宗下诏,命将王士元等人付京兆府、御史台逐个详加审问,王士元等人都招供认罪。但当京兆尹崔元略问武元衡遇难时穿的衣服是什么颜时,王士元等人就说法不一了,崔元略追问是何缘故?王士元等人答称:“成德王承宗和淄青李师同谋策划派遣刺客暗杀武元衡,我们受李师的指派赶赴京城,不料来晚,误了约定的日期。听说成德人已经把武元德杀害,于是,我们就把功劳据为己有,为的是回去报功领赏。现在,我们自认为罪责和暗杀者相等,最终难免于一死,所以,也就招供认罪了。”唐宪宗也不愿再辨别王士元等人是否凶手,下令把他们全斩首。

[8]戊寅,宣武节度使韩弘始朝,上待之甚厚。弘献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千,而汴之库厩尚有钱百余缗,绢百余万匹,七千匹,粮三百万斛。

[8]戊寅(初二),宣武节度使韩弘首次来京朝拜,唐宪宗以隆重的礼节接待韩弘。韩弘向朝廷奉献战三千匹,丝绢五千匹,杂丝织品三万匹,金银皿一千件。除此之外,宣武库房还有钱百余缗,丝绢百余万匹,战七千匹,粮三百万斛。

[9]己丑,群臣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皇帝;赦天下。

[9]己导(十三日),朝廷百官唐宪宗上尊号,称为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皇帝。然后,宪宗下诏大赦天下。

[10]兖、海、沂、密观察使王遂,本钱谷吏,狷急,无远识。时军府草创,人情未安,遂专以严酷为治,所用杖绝大于常行者;每詈将卒,辄曰“反虏”;又盛夏役士卒营府舍,督责峻急;将卒愤怨。

[10]兖、海、沂、密观察使王遂于掌钱谷的官吏,情急躁,气量狭小,缺乏远见卓识。这时,观察使府刚刚创建,人心尚未安定,王遂却专门以严刑酷法行治理,他所用的刑杖比一般常用的大得多。每次责骂将士时,动不动就侮辱他们为“反虏”他还在盛夏的季节里,命令兵冒着炎酷暑为自己建造观察使府的房舍,并且严加监督促。将士无不愤怒怨恨。

辛卯,役卒王弁与其徒四人浴于沂,密谋作,曰:“今服役罪亦死,奋命立事亦死,死于立事,不犹愈乎!明日,常侍与监军、副使有宴,军将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属乘此际其不意取之,可以万全。”四人皆以为然,约事成推弁为留后。

辛卯(十五日),参加建造房舍的士兵王弁和同伙四人在沂中洗澡,五人密谋作,王弁说:“现在,我们服役犯罪不免一死,拼死奋力而建功立业也不过一死,如果死于建功立业,岂不比服役犯罪而死更胜一筹!明天,听说王常侍和监军、副使要举行宴会,而将都在休假,卫兵也大多休息,如果我们趁此机会其不意袭杀他们,可以说是万全之策。”四人都认为王弁的主意不错,约定事成后共推王弁为观察留后,代行王遂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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