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佐；十六宅县主，以时适；士停试诗赋。诸王阁，竟以议所除官不决而罢。

[14]唐文宗对近年来的文人学士不通经学到十分忧虑。李德裕请求照唐代宗时宰相杨绾的建议，在科举考试时，士科只考策论，不再考诗赋。李德裕又说：“过去，玄宗在当临淄王的时候，平定内的变，因此，即位以后，怀疑猜忌皇族弟，不让他们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职务。于是，天下人都议论说，这样是囚禁自己的亲生骨，损害儒家关于父有亲的理准则，假如在天宝末年的安史之和建中初年的朱叛时，皇族弟都散各州官，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够帮助朝廷平定叛，但是至少可以各自保全自己的命。结果都被安禄山、朱杀害，原因在于都居住在十六宅。陛下实在应当利用册立皇太的机会，下诏让皇族弟中年纪已大而且亲属关系疏远者，任命为各州的僚佐，让他们携带自己的女，后各自结婚成家。这样，从玄宗以来沿袭了近百年的弊法，就会由陛下断然革除，那么，天下无论什么人都会到欣喜悦的！”文宗说：“这件事朕很久以来就知不好，当今十六宅诸王中岂能没有德才兼备的人，只是还没有下决心革除罢了！”八月，庚寅（初七），唐文宗正式册立皇太，于是下制：十六宅诸王从今以后照辈份低逐渐，授予和望一级的州刺史、僚佐，十六宅的县主，也据她们的年龄大小，嫁人；士科停考诗赋。诸王的事，竟由于朝廷在商议任命他们职务时，意见不一，议而不决而中止。

[15]壬寅，加幽州节度使杨志诚检校右仆；仍别遣使谕之。

[15]壬寅（十九日），唐文宗任命幽州节度使杨志诚为检校右仆，同时，另外派人使幽州加以安抚。

[16]杜牧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乃作书，名曰《罪言》，大略以为：“国家自天宝盗起，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齐、梁、蔡被其风，因亦为寇。未尝五年间不战，焦焦然七十余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狼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

[16]杜牧对河朔的幽州、成德、魏博三个藩镇割据跋扈和桀傲不驯而到愤怒，而朝廷商议对策时，以姑息迁就作为唯一对策。于是，他撰写一篇文章，名叫《罪言》，大意认为：“国家从天宝末年安史之以后，对河朔三镇的一百多座城池，一直不能收复一尺一寸，人们看待那里，就好像是回鹘国、吐蕃国一样，没有人敢窥测并希望收复。淄青、宣武、淮西也受他们恶习的影响，对抗朝廷而割据叛。从那时到现在，兵慌七十多年，没有哪五年之间不发生一次战争的。现在，朝廷要想收复河朔三镇，上策是首先整顿内，中策不如首先兵攻取魏博，最为下策的是轻率兵讨伐，既不顾地势是否有利，也不慎重地制定攻守方略。”

又伤府兵废坏，作《原十六卫》，以为：“国家始踵隋制，开十六卫，自今观之，设官言无谓者，其十六卫乎！本原事迹，其实天下之大命也。贞观中，内以十六卫蓄养武臣，外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储兵伍，有事则戎臣提兵居外，无事则放兵居内。其居内也，富贵恩泽以奉其；所之兵散舍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时耕稼，一时治武，籍藏将府，伍散田亩，力解势破，人人自，虽有蚩尤为帅，亦不可使为耳。及其居外也，缘之兵被檄乃来，斧钺在前，爵赏在后，飘暴，岂暇异略！虽有蚩尤为帅，亦无能为叛也。自贞观至于开元百三十年间，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圣人所以能柄统轻重，制鄣表里，圣算神术也。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矣，请搏四夷。’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无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萌烬然，七圣旰，求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观之，戎臣兵伍，岂可一日使落铃键哉！然为国者不能无兵，居外则叛，居内则篡。使外不叛，内不篡，古今以还，法术最长，其置府立卫乎！近代以来，于其将也，弊复为甚，率皆市儿辈多赍金玉、负倚幽、折券货所能致也；绝不识父兄礼义之教，复无慷慨概之气。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杰愎者则挠削法制，不使缚己，斩族忠良，不使违己，力一势便，罔不为寇；其泥巧狡者，亦能家算敛，委于邪幸，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为别馆；或一夫不幸而寿，则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兵不息，齐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呜呼！文皇帝十六卫之旨，其谁原而复之乎！”

杜牧又为府兵制的废除而伤，于是，撰写《原十六卫》，认为：“国家在建国初沿袭隋朝的府兵制度，建置十六卫，统帅府兵。但就现今的制度而言，设官任职却毫无意义，不正是十六卫吗！就府兵制的本来意义说，其实，它是国家的安立命之本。贞观年间，唐太宗在朝廷设置十六卫，用来蓄养武将；各地设置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个，用来训练储备士卒。边防发生战争，则武将统兵征；天下太平无事，则武将兵权，列居朝廷。武将列居朝廷时，国家授予他们的俸禄和官爵足以奉养家眷，他们统帅的兵也就散归各折冲、果毅府。折冲、果毅府分为三等，上等不超过一千二百人，、夏、秋三季士卒从事农耕，冬季行训练。这样，士卒的兵籍由折冲、果毅府掌，平时散居于农田之间，力量分散，必然人人珍重自。这时，即使让蚩尤当统帅，也不可能让他们跟随叛。武将统兵征时，他们统辖的兵据朝廷的诏令征发而来，士卒一方面惧怕朝廷军法的惩罚，另一方面又受朝廷爵赏的激励，两方面相互制约影响，这时，即使蚩尤统帅，也不可能率领他们叛。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三十年间，武将士卒没有发生过叛，这正是大圣太宗能够恰当地运用皇权，平衡内外军事力量的轻重分布，使之相互制约，以至圣明地计划和神奇地指挥的结果。到了开元末年，愚腐的儒生们在给玄宗的奏章中说：‘现在天下太平，偃武修文，请求罢废府兵。’武将们的奏章说：‘现在国家兵壮，请求讨伐四周的夷族，开拓疆域。’于是，废除府兵，扩充边兵，朝廷的武将和士卒，都大批地奔赴边防，内地空无一兵。这样，导致尾大不掉，外重内轻的局面，安禄山因此而拥重兵于幽州。一旦他发动叛，朝廷无力讨伐，疲于奔命，从唐肃宗到敬宗，皇上个个为此而昼夜焦虑。这时，再想讨除却毫无可能了。由此可见，对于武将和士卒，岂能有一天让他们脱离朝廷的控制！然而，国家不能没有军队，而军队又最容易在征时发动叛，在朝廷被人利用来篡夺皇位。如何防止这一？从古到今，最好的办法，不正是建立府兵制吗！近年以来，朝廷任命节度使，弊端更为严重，无论是商人平民，只要用重金贿赂当权的宦官，就能得到委任。他们既不懂父兄孝悌的儒家理，又没有为国慷慨赴难的气概。一旦贿赂打通关节，拥有上百个城池，周长一千里的地方，立刻唾手而得。他们中间，那些桀傲不驯、刚愎自用的节将，肆意扰朝廷法制，为了自己不受任何约束，不惜残酷屠害忠正贤良的幕僚；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意愿，随意称兵作，对抗朝廷。另有一些险狡诈的节将，则对百姓重税盘剥，然后，委任自己的亲信，用重金结朝廷权贵。于是，他们的职务便不断升迁，或者由卿大夫而迁任国公，或者由一般的州郡迁升到重要的都市。他们在辖的区域，俨然像住在自家的别墅一样逍遥自在。如果他们中有一人不幸而长寿不死，那么，百姓就会被任意宰割，毒害于天下。所以，我认为，天下至今战不息，百姓穷困潦倒，都是由于这个缘故。鸣呼！当年文皇帝设置府兵制的远意义，现在究竟谁能真正理解并重新恢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