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边，才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

“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长怕总理问数字，间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

“这是作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长带个助手坐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委，人人都显全力以赴的张专注的神情。

一位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张吧？念不成句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一皱，没好气地说：

“不对！看清了再念。”

这话已经包了挖苦。那位长脸红了，眯细又看着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满之溢于形，了这位长的名。了名就得站起来，然后总理随说了准确数字。当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我看到好几位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上便有些汗。还说什么呢？

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

这位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长、副长被总理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一位副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汇报会，所以没张就先汗了，而且他亲承认，他“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了，声音放开，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汗，自我觉良好地抬起。目光刚与总理相遇，总理已经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长重新张起来，上起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来了，总理并没兴，把手摆了一下，算是不用罚站，算告一段落。

“对于自己主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副长一个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长：“×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官僚主义？”

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长签字我找你长，副长签字我找你副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长甚为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委办，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的事，他就能都知，都记得…”

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长不“害怕”？哪个长还敢不动脑搞官僚主义？

当然，批评再厉害也不能算发脾气。发脾气必须是带了激烈的情绪发作。比如对咱们的陈老总，有一次就算得上是发了脾气。

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末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泽东和中央书记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

许多亚非国家都是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情又富斗争，所以信任很，纷纷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一生，刚烈，是有名的“炮筒”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