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地一坐到了沙发上。拍完大将这次就该拍元帅…可是，这次总理没有往桌上拍掌，而是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声桌：“这是不允许的！”

还好，敲得不狠。但陈毅脸已经变白，本来有些低垂的猛地向上一抬，脖梗直，好象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绷绷，站得更加立正。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的四川腔听上去别有一番诚恳、令人惜的韵味。

“就这一句就完了？”总理转，犀利的目光迫着陈毅，声俱厉，声音很大：

“你是中国的外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主席，向党中央检讨！”总理以新的激烈的势讲。他的声音很少这么大，一大气，忽然合了一下，好象被起伏的情绪眩了一般，刹那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住陈毅，目光和声音都放缓和些：“外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连这组织纪律都没有？…”

陈毅低下：“我向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元帅走了。当时的总参作战副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向总理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我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我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长、副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张害怕。”

总理气已经消了，摇摇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克服不了病，被当众罚站。”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更不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内的级领导发脾气，只向自己亲近的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总理跟邓大闹脾气时，表现是“拂袖而去”脱离接，过那么几小时，双方气就消了，再见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总理跟我们这些边工作人员发脾气，表现就又不同了。因为我们整天和总理“泡”在一起，十几个秘书一天到晚番跟他打疲劳战，太亲太近了，无须任何顾忌，所以发起脾气也随便些，不必“注意影响”

若是我们工作上了大的差错，总理发脾气，这是没什么话好讲。我要讲的是，有时总理在外面生了气，遇上不顺心的事，回来偶尔也会对我们批评几句。大凡世间，位有低，事分大小，而情无二致。生活中许多人在外面遇了不顺心的事，回到家来或见了亲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现吗？我们的总理也不例外。

年代初，阿尔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表现一什么神。

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随行人员中有警卫乔金旺。

乔金旺是1947年参军的老同志，给朱总司令站过岗，给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也在总理边当过卫士，是个老实、谨慎，富有经验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气不好，刮一夜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床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守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犯喃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以总理只要脸一沉，人们就会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一夜。”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想法。所有边作人员都知总理睡个觉不容易，脑总是兴奋过度，所以睡很困难。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样每晚三次服安眠药，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误事，所以到睡觉时，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门窗，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松。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门窗呢？但他不能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

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糟糕的是，总理这次没把话说完，当然也就没消气，只说那么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邓大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