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农村，逐渐改变农村的愚昧落后状况。”

“小平这个讲话我还没看，不过昨天晚上去昭衍那里串门，他正给孩们讲国际形势，就是拿着小平那个讲话。我去了，他让孩们自己看去，跟我聊了两句讲话内容。”

“昭衡今天劳动去了，”周扬不无遗憾“聊天少一个人就少一份闹。”

“总理表扬他了。抓工业、抓卫生、抓教育都搞一些成绩。还有计划生育，也受到表扬。”陈伯达仰靠沙发，把两条尽量伸长去“这个人就是锋芒太外，为防疫的事，有不负责任，他骂了混，引起一些反应。”

“我喜有脾气的人，不喜温吞。”周扬笑着说：“我听说这件事了。防疫指挥的负责同志，自己不同意的文件还在上边签名下发，而且本就没有看过文件内容，你说混不混？”

“他放一澡盆凉，中午泡在里面批阅文件，”陈伯达睁大睛摇摇“泡两个小时不动，上有多大火？”

“火不容，可是到了一起才能推动蒸汽机。”周扬始终是赞赏的语气“我看昭衡是开拓型的。”

“开拓型不假，但是火能够变力也可以灼伤人，不能不提醒。”陈伯达表示善意的笑“鲁迅是旗手，是主将，可也说过你们几句，还有郭老。你们也觉不舒服。你们护旗，你们还是偏将么。”

周扬七分赧颜，三分谢，谢陈伯达能理解。他说：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我们没法比。周立波跟我讲过，他说30年代他太年轻，他对鲁迅的错误是怕权威，没有和鲁迅多联系。我也是这个问题，历史知识比鲁迅差得太远，不了解他…”

周扬同周立波是亲戚加战友“国防文学”这个号就源于二周”

周立波是1934年党的老文艺战士，以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而著名于世。据泽东的卫士讲，泽东看现代小说，从中南海读到火车上又读到目的地，一气读完的就是这本书。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上海“文委”失去与党的联系达一年之久。周扬说：“我们成了散兵游勇，但文化队伍没有散。后来，党派冯雪峰同志来上海，才恢复了与党的联系。”

最困难时，上海的文艺战士们摸索路，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直到周扬从英文版的《共产通讯》上看到季米特洛夫所作的一个报告，提“联合起来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接着又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大家才顿光明，明确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奋斗目标。

周扬和周立波的英文都不错，但俄文不行，关于苏联的情况要靠英文翻译来了解。周扬曾将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译成中文版，周立波曾将英文版的《被开垦的女地》译成中文版。

1934年底，周立波从上海国际书店买了一本书，书中有个词“迪芬斯”这个词可以翻译成“保卫”但是，当时苏联被十几个敌对国家包围着，为打破这包围，正积极搞统一战线，提搞国防文学。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独立国家，这个号无疑是对的。受第三国际影响，周立波就把“迪芬斯”译作了“国防”

周扬是“文委”书记，他叫周立波写篇文章，介绍苏联的国防文学。并讲明：“中华民族危亡，也应提倡国防文学。”

很明显“国防”是针对日本想灭亡中国而提来的，这个国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偷换概念，借当时中央政权是国民党把持，把“国防”说成是投降国民党；把针对民族矛盾提的号转到国内阶级矛盾上来批判，这无疑是别有用心的。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说过：“其实提国防文学，鲁迅也是同意的，说过是需要的。要说我们有错，只能是错在解释上，怕讲无产阶级领导而影响统一战线…”

“国防文学”的号提不久，胡风又提了另一个号，即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号一来就遭到周扬等人反对，他们“当时不知这其实是鲁迅提的”“怀疑胡风有政治问题”周扬说：“我们应该多接近鲁迅，不让胡风有可乘之机。”

于是，周扬、夏衍、田汉、翰笠就去“接近”鲁迅。周扬回顾说：“我们乘车去通知鲁迅，胡风这个人可疑。”

鲁迅称这四名“左联”负责人为“四条汉”

这就是“四条汉”的由来。这个行动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诬为“围攻鲁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扬反省说：突的问题是对待鲁迅。我们各方面都不如他…了解和承认总要有个过程，主席也不是一开始就成为领袖，鲁迅也不会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旗手，也不是每句话都对。主将无疑，鲁迅是主将，我们是偏将嘛。我们应该多接近鲁迅。“四条汉”乘车去，这不是我们的罪过呀。我们想接近鲁迅嘛。国民党把我们“左联”说成是30年代的文艺黑线“四人帮”也把我们说成是30年代的文艺黑线，把我们说成和国民党一样围攻鲁迅，这符合事实符合逻辑吗？…

晚饭后，陈伯达告辞周扬，拐拉拐拉地走回大理招待所。那里，大理招待所是天津市第一的去，里面有两栋设备级的小洋楼，接待中央领导。院里有林木、小径、池和草坪，可供散步和呼新鲜空气。

陈伯达正准备楼，迎面一声招呼：“伯达？嘿，我正准备走呢。”

胡昭衡在楼门停住脚，半侧了准备重新楼。

“一天活儿也不歇歇？”陈伯达在台阶下停住步“我算服你了，还有劲就在院里散会儿步。”

胡昭衡步下台阶，随陈伯达踱林间小径。

“去吃晚饭了？”

“周扬回来了，没找到你。”

“‘磕灰’去了。”胡昭衡兴致很“到周扬那儿去还是把周扬叫来再聊会儿？”

“叫他休息吧。下乡才回来，他可不能跟你比。”陈伯达羡慕地拍拍胡昭衡壮实的后背“你刚才说什么？磕灰是什么？我可只听说过扒灰。”

一句“扒灰”引来一阵大笑。

胡昭衡带着余笑声解释：“磕灰就是掏厕所。天津这里是把粪便用灰拌了，背去倒粪车里，拉走田。往外倒粪便时，倒不净就磕磕桶，粪便拌过灰，不恋桶，一磕就全倒去了。我想，大概就为此叫了磕友吧？”

陈伯达笑着：“这也是厕所文化。南方许多少数民族不要粪只要灰。其实，灰田，粪更田。质不灭，我是无神论者，人还是火葬好，骨灰用来田。我死后就这么，骨灰留给后人‘磕灰’用…”

陈伯达讲这个话时，别人不曾想到，他自己也不曾想到，二十多年后他意真地留下这样的“骨灰扔茅坑”一类“遗嘱”当然，这是后话，后面还要讲。

散步到清幽之，陈伯达又用了那“私”的语气问：“有什么新消息吗？”

胡昭衡在这“秀才往”中，往往可以无话不谈。

“跟河北省的矛盾，旧的解决了，新的又产生…我还是赞成天津市恢复直辖市，划归河北省有许多矛盾，实在是弊大于利。”

陈伯达不语。1959年天津划归河北省，这是主席最后讲了话才决定的。

“我最见不得官僚主义，靠批条指挥生产怎么行？上任时我作了个规定，市领导对此有意见…”胡昭衡讲了工作中最烦心的人际关系和官僚主义弊病，叹气说：“唉，我这个人脾气不好，见了不对就想说，别人反映什么问题就丢不开，总要解决了才能睡觉，有时急躁，甚至盛气凌人，我给自己规定三条：要有自知之明，自力之行，自控之能。规定这三条是因为没到这三条…”

“你呀——”陈伯达拖长腔，带有慨，小而圆的手抓住胡昭衡胳膊，一，然后缓缓说：“不要太积极。太积极了搞不好工作。明白吗？”

胡昭衡默默走过一段路，又摇摇。

“读过《菜谭》吧？”陈伯达问。

“我不赞成它调太灰暗。”

“调太鲜艳，引来蜂也引来苍蝇。”

“我总觉得不符合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我们不是要明哲保，是想为人民办成几件实事，好事。”

“《菜谭》有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