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习仲勋派俞凯丰去当党校校长，赫鲁晓夫抓我们的党校。第三，就是他那十六字方针，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认识，增党。他是在意识形态上大搞两面手法的典型：宣传列主义而反列主义，宣传泽东思想而反泽东思想。第四，就是老党员。其实他从1941年就写文章反对主席，这就是他的老党员…”

①照胡昭衡日记抄来，笔者不懂。

客人们只是听，什么也不讲，也不好讲。串们是聊阔天的，搬这么、尖锐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大家都有些无所措手足，而且也不了解背景和上面的矛盾由来。

胡昭衡和广东来和客人互相望望，好像目光没放；胡锡奎打量着房间，目光最后落在客厅挂的那块“三洗堂”横匾上。

康生似乎发够了，用手绢鼻和嘴，去端茶杯，曹瑛看客人的尴尬，讲一声：“说轻松的话题，又不是开政治局会。”

康生发现胡锡奎望着“三洗堂”神，便借机换了轻松些的气轻松些的话题。

“我这三洗，叫洗目洗耳洗心。”他用手指横匾“洗目，要看全面；洗耳，要兼听；洗心，要思想改造，要反省。所以我自号三洗老人。”

胡昭衡起细看匾上的三个字，心有所动。自己年轻时曾动脑想个笔名“胡蛮”康生应知天命了运动脑想个笔名“鲁赤”去和“齐白石”相对。心动嘴张，脱就说了一句“康老其实不老，心年轻；老人就淡漠了，什么都没兴趣，年轻人才会动脑想三洗堂…”

“康老的字真是木三分。”一位客人极尽赞誉之词。

康生已经随大家立起，对这目光集中“三洗堂”似不自在，说：“伯达同志是秀才，他的字不错，刚为于立群同志写了一幅。”

他从桌案上一卷纸里寻翻，找陈伯达为于立群所写“女书家”展开来请客人们欣赏。

当客人们围到“女书家”周围议论时，康生轻扯一下胡昭衡衣袖，走开两步，耸了一下肩膀，略带赧颜地望望厅上挂的横匾说：“我刚才讲三洗，那是公开的说法。你是夫，不瞒你，其实内幕还有洗牙洗脚洗。”康生自谑地“牙不好，不洗常容易痛；不洗脚我睡不好觉；不洗就什么事也不成，我痔疮严重…”

十月是北京的黄金季节。天空蓝得醉人；白云轻柔，惹人还想无边；空气从来不曾这般透明，目力所及，远山近楼、树木，甚至大烟囱上的避雷针，都将最细致的形态以非常的清晰显来。

胡昭衡放下电话，一莫名的愉快一阵又一阵涌遍全。陈伯达来电话请他去家里吃午饭，并且派专人来接他。愉快不在于吃饭有酒，而在于见面和聊天。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秀才往”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他翻开日记。这本日记很厚，已快写满一本。从1964年10月22日到1965年10月14日，近一年的日记，数，数，与陈伯达见面多，达三四十次；然后是周扬，几乎每月都能见一两面；再次便是康生，应约去康生家就三次，照日记本所剩页数计算，这个厚本大概够他记到年底，那么这个日记本就太有价值了…

胡昭衡翻阅日记很快，脑转得更快，逝去的日月，逝去的事件，逝去的音容举止像电影一样在脑中闪过。他一向觉看日记比看电影过瘤，因为这是活的亲自参与的“电影”

这快速的阅读浏览，忽然使他有了一新发现，并且为此而怦然心。正象看电影，孤立的一个镜只能看形象，连续的镜就会活跃情节、故事和思想。

他惊讶地发现，往最多的三个“大秀才”除了琴棋书画有一致的兴趣，其他的生活、工作与思考，都是沿着各自完全不同的轨向前展开，那努力的方向决不是一个。

传统上，人们都以为陈伯达是“党内理论家”可是边看日记边回想，他几乎没谈过什么列主义、泽东思想，几十次见面不曾专意谈一次理论。1964年他在小站搞“四清”蹲，还讲讲阶级斗争，到了1965年，几乎忘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至少与胡昭衡的谈话都是围绕着工农业生产展开。在这个“展开”中，他不停地讲心病：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可惜没得到发挥…

这次那次的谈话在胡昭衡脑里，若断还连，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

1965年2月24日，陈伯达谈电化，说不能在这场工业革命中落后…

1965年3月9日，陈伯达肯定托拉斯，有纵的，有横的，发展各化工，这是无穷尽的天地…废可以变成有用的东西，将工业废利用起来，一分为二，7分为三…谈到粉煤灰的利用，产品、保护环境，还可以改造农村…

1965年4月15日，他谈起工业两大问题：一、采用新技术；二、制改革。把采用新技术和制改革结合起来。天津工业制适当改变，合理布局…中央各命令下来，不赞成层层加码，像书法用的宣纸似的…他又讲了写作能力不，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可惜没得到发挥…

1965年5月4日，他再次谈搞茅房是文化的标志。一分为二，逐步搞；百废俱兴办不到。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到面…再次劝我“不要太积极，太积极可能不好工作。”再次心病：“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他死后“写追悼文章要提到此事。”

1965年7月8日，陈伯达讲：“着重讲质理、技术、品。质量的改促数量的跃。要抓抓镇办工业，把有些工业迁到乡镇…下放，非生产人员尽量少，工资要以农民生活为标准…钱要在刀上，就是用在技术改造上，（过去）没有和科学家合作地抓…”

当陈伯达抱“工业化”、“电化”的西瓜，抱住就不放时，康生认为那是芝麻。康生的西瓜还是养病，收集文字画和搞“阶级斗争”

康生搞“阶级斗争”表现特殊的能力“他作反修报告时没拿稿，记录后，回来我们整理。有些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时间地讲得很清楚…”

然而，胡昭衡看日记作对比，便发现康生谈反修与周恩来谈“反修”完全不同。

康生善于用恩列斯的话去批赫鲁晓夫的话，甚至是用恩列斯的某些话去批同样的恩列斯的另一些话。

周恩来是理论联系实际地极有预见地批判修正主义。胡昭衡对此有详细谈话记录：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曾寄希望于新领导，但他们仍持赫鲁晓夫主义，政策没变…仍是‘两霸合作’…苏主宰世界，这是苏联一厢情愿”“他们搞的和平过渡，不革命，本质是和平演变。莫斯科的国生活比国人的国生活更加车化。演原战争的影片国怕引起国内恐慌，不让在国内演；苏联不仅演自己的，还演国的，瓦解自己。”“国对东欧实行和平演变，苏联跟着要东欧资产阶级化。”“苏联讲和平竞赛，其实是使国和平垄断”“苏联伸手向国要贷款…国想从中控制，就要看苏联投降不投降。”“国人手里拿着钱讲条件，引诱你一步一步照他说的办，”可是“苏联答复可以试一试”先“骨卖西伯林”“开始卖西伯林，也可以卖东德”最后只能是“卖整个东欧”“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果。”搞经济要争取外援，但必须持自力更生为主，否则，一切谈判“无条件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卖”最多谈个卖条件。“（阿尔尼亚）是依赖经济，我们总劝它自力更生，它总想靠在中国上。”“在经济方面，也有两条路线的国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决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政治经济都有斗争”“经济上不行，政治上持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苏联是神上先垮了，毫无中国人的“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个英雄气概。”连麦克纳拉（国人）都明白地讲：“炸了中国的原基地，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知识；炸了中国的质，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神！”

二十五年后胡昭衡再次看这些日记、笔记，曾无限慨：中苏两国领导人，且不论思想理论平、领导艺术及能力等等方面的差别，单只论人格和品质，就有多少发人省的内容啊！敌人可以为你的弱喝几声彩，为你的卖授诺贝尔奖，一旦卖完了，便只剩鄙视地一声啐。敌人也可以为你的自尊自和奋斗而诅咒怒骂，便骂你一辈，最终心底还是尊敬你的人格和品质。从杜鲁门到尼克松到里，这些国总统所写回忆文章，莫不证明了这一。

然而，1965年的胡昭衡还不可能想到认识到这么多。他只能到周恩来与康生在“反修”上的谈法不相同。他还可以到康生对经济没有丝毫的了解和兴趣。最能说明康生特的莫过于1965年5月31日一篇日记：

上午去康生同志家，和冯文彬一同去的。后龙潜、朱光也到。

我讲这次参加华北计划工作会议情况，康生不兴趣。他说要抓大事，就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不要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之后，龙潜、朱光为冯文彬写字，龙潜也为我指书主席咏梅一幅。曹大送了我砚跋拓片、主席书法复制品；康生同志又送我一本主席诗词二十一首补抄本，其中有他补抄主席诗词七首，很珍贵。

与陈伯达的“西瓜”不同，与康生的“西瓜”也不同，周扬为文化长，又是“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他的“西瓜”很明确，就是“文化”

不过，从胡昭衡的日记看，周扬谈论最多也是最关心的莫过于“两化”和“两条线”

“两化”是知识分劳动化，劳动群众知识化。抱这颗“西瓜”无论路途多遥远，周扬越累越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