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他在朝，刘备、孙权在野；他在内，刘备、孙权在外；他的儿称帝在先，刘备、孙权在后。他“挟天以令诸侯”在当时占了便宜，到写历史的时候可就麻烦了：他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篡汉”的罪名，摘不掉“臣”的帽，成为历代王朝都要防范的人，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你想，如果边有个曹式的人，哪个皇帝睡得着？结果，盛世要防他，世也要防他。盛世要防他图谋不轨，世要防他兴风作狼，什么时候也讨不了好。

皇帝要防他，官们也要防他。谁愿意摊上曹这么个上司呢？没本事他看不起你，本事太大他又要整治你。执法又严，办事又认真，说话又不打官腔，完全不官场上那一来作，这都让人受不了。尤其是他“唯才是举”用人不论，不讲学历，不看背景，以及办事讲究实效，不重形式等等，都让那些只知“等因奉此”、行礼如仪、推诿扯的官僚主义者们到威胁。官僚主义从来就是和官僚制度共生的。而且，越是到封建时代后期，文官制度越成熟、越完善，官僚主义也越严重。曹既然是官僚主义的敌人，那他也就是官们的敌人。历朝历代，事的人总是被那些只官不事的人攻击，曹也不例外。

文人和老百姓也不喜曹。因为曹杀了不少文人。文人喜同病相怜，老百姓更不他在历史上有没有贡献。陆机就说：“曹氏虽功济诸夏，亦矣，其民怨矣！”在魏蜀吴三国三位开国领袖中，曹留下的血债大概最多，令人发指的残忍记录也最多。血债总是要还的。杀不了曹，诛笔伐不行吗？义愤填膺之际，便难免夸大其辞，甚至诬蔑不实。比方说，他就未必杀过吕伯奢一家，更未必说过“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不过，曹也曾诬赖过别人的，冤枉他一回，也算一报还一报。何况这些事栽到他上也“很像”于是，皇帝、官僚、文人、老百姓便都异同声地说曹“”尽他们所指的内容并不相同。

更为严重的是，曹得罪了中国文化。或者说，得罪了中国文化对人的评价系统。曹的观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才、能“不仁不孝”倒不要。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仁义忠孝，有没有才华，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功劳，有没有政绩倒不要。甚至，平庸一更好，显得老实、忠厚、可靠。所以，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宁肯选择刘备，也不选择曹。对德才兼备的诸葛亮，就更是推崇备至；对屡犯军事错误、葬送蜀汉前程，却忠心耿耿的关羽，也推崇备至。倒是苏东坡说了句公话。他认为诸葛亮“言兵不若曹之多，言地不若曹之广，言战不若曹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也就是说，仅仅那么一忠信，便把过人才略和盖世功勋全压倒了。

这是曹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中国文化的悲剧。因为这“宁要无才之德，不要无德之才”的逻辑，发展到后来，就是大清王朝的“宁赠友，不与家”和张桥之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正确的评价系统是德才兼备。而且，德不等于政治态度，才也不等于科学知识。其中涉及问题甚多，姑不论。另请参看本书《雍正》一章…这也是典型的狗与羊的逻辑。因为它翻译过来就是：“宁要一大群狗与羊，也不要一只虎和豹”如果那虎或豹曾在农场里偷过猪的话。

好在曹并不在乎别人给他画的大脸，更不在乎死后别人的说三四。他打算的事情在生前大已经完。他可以笑于九泉了。

但在我们看来，曹“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语）。而且，是一个有几分可也有几分诈的英雄。

曹，公元155年生，220年卒，享年六十六岁。曹死后九个月，献帝让位于曹丕，东汉遂亡。又过了一个月，曹丕追尊曹为太祖武皇帝。第二年，刘备在成都即帝位。229年，孙权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称帝。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名副其实地形成，中国历史了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