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得真可怜。

我焦躁地跺跺脚，仍着肚：“谁来看？有个东西！”

我记得演队在一条糟得不能再糟的临时公路上走了三天。那条路害得所有人都车，五脏六腑都快颠到小肚里去了。那条路还特别乏味，除了山在没完没了地重复，其他什么也没有。那一带荒凉得奇。

后来我哭够了，一声不响地把自己武装起来：上衬衣衬、军衣军、外加一件雨衣，雨衣上又绑了腰带。我认为这样别的虱就钻不来了。全女兵都学我的样，大伙就这么直躺下去。第二天，男兵们都对我说：“光荣啊，陶小童！你看上去怪卫生的…”

蔡玲已睡下了，这时说：“拿过来我看，我认得虱！”但当她注意到众人全都惊讶而异常地瞪着她，她连忙不作声了。她已意识到和这玩艺打过是很不名誉的事。

我还她：“你认得，看看它是不是嘛…”

我想，那声音一定令人骨悚然。

她肯定认为我有意她洋相，用十分仇恨的声音说：“你自己上长的东西，我晓得是啥！”

团支书又对全女兵说：遇到虱，非但不能

她厌烦地嚷：“是是是，肯定是！”我绝望透，顿时“哇”一声哭起来。我的样傻极了，咧着嘴，哭得完全像个少先队员。完了完了。生虱，是件丢脸的事，就像害那些无法启的病一样。我哭得全女兵都浑起来。尽我哭得那么伤心，也没人敢凑近来劝劝我。

“你看，是不是虱？”我着她看。

“怎么了？！”

我们在工地住下来，尽是一模一样的节目，每晚都能收获疯狂的掌声。那地方很，还。一切都是临时搭的：营房、卫生所、堂。晚上睡觉，蟋蟀在床下的青草稞里叫，谁扔了件脏衬衫在盆里，第二天衣服上就长一朵可的小蘑菇。最有意思的是：女兵们去上厕所，见几个战士在门打转，边议论说：“咦？昨天还姓‘男’，今天就改姓‘女’啦？”见我们来了，一群青晃晃的光溃不成军地跑散开。

反正那晚上的演是空前绝后的糟。但观众仍疯了一样拍掌。观众没一个女的，摘下军帽，是一大片清一光。这地方毫无娱乐生活。我们女兵发现，那些光盯着我们时，简直虎视眈眈。

到了演地，所有人一演劲都没了。一场演层不穷。徐北方多服了“海宁”困得睁不开，把灯光布景搞得一团糟，有个节目剧情是烈日当空，月亮竟自作主张地升了起末；伊农了一漂亮的假牙，端正了号形，可他无论怎样练，号音比他歪着嘴的更刺耳。那晚上他的假牙丢了，全队人帮他台前台后地找。演到中间，蔡玲闹起情绪来。她向刘队长告状，说徐北方三年前骂过她，骂她“葛朗台”队长奇怪了：“三年前骂的，你现在难受什么？”她说刚在车上听了我讲了“葛朗台”的故事，才知徐北方当年的恶毒用意。团支书赶来给她思想工作，蔡玲立刻就乐了。乐得上舞台还止不住，因为不知谁把伊农小号盒上的“请勿倒置”揭下来，贴到酷拿大的团支书背上。这事让女兵们乐得连演的心思也没了。

我还有闲心四周望望。灰白的黎明使我看清远远近近全是山。我对山没有太多好，我觉得它们全都一模一样。它们生、呆板、自以为是地立在那里。有次我们去一个保密工地问演，那地方也像此地一样多山。我看不那些山和这些山有什么两样。

就在那样一个地方，我从上逮住一个最令人难堪的东西。当时我一声惨叫，一手住肚，把女伴们全吓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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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支书劝我想开。说他小时候，虱生得太多，逮不过来，就拎起棉到柴火上烤，等满气和烟，再将腰扎死，往下一坐。一会儿，虱都闷得差不多了，再往火里一抖，简直像撒把芝麻去：“噼里啪啦！”

她们小心翼翼包围了我。我用极恐怖的声音说：“恐怕是只虱！”然后我从短的松带皱褶里，哆哆嗦嗦摸它来。因为用力过大，它被我扁了：“瞧！”我对大伙说。

那个保密工地是正修建的战略油库，说是把大山内脏掏空改装油，那是多费劲、多宏大、多富有想象力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