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描述的在现代社会里行尝试的年轻人所发起的第三次暴动却没能取得成功。不过，与那个中心行对抗的边缘这主题，却如同涌而的地下一般，不断现在此后我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之中。

在我创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的前后十年间，以拉地区为心，不断现以神话般的想像力和与此相适应的方法(幻现实主义这个词汇可以适用于这个方法)行表现的小说。这些小说描述了与前面说到的那个中心相对抗的民众，以及他们自立的政治构想和文化。我发现，自己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所指向的目标，与它们有着很的血缘关系。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得益于米哈伊尔·赫金的荒诞现实主义理论，并开始意识到和化了这小说的方法。直至现在，我的小说世界仍然是用这个方法论构建而成的。

在刚才提及的十年后的第一年，我前往墨西哥城的大学任教职，从一位中国文学专家的同事那里，见到了一份将拉文学翻译为中文的书目单。在那份清单中，我看到了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拉莫》。这位墨西哥作家的杰作，构成了拉的所谓幻现实主义小说群的源之一。我曾预想过，无论在想像力的质量上，还是在叙述的方法上，从这个源中接受了影响的小说一定会现在中国。

然而，中国的年轻作家们却远远超了我的预料，对于他们业已实现并获得的大而丰硕的成果，我不胜羡慕并致以敬意。我在斯德哥尔的演说中，之所以提到郑义和莫言的名字，是因为将他们视为这新文学的代表者。我期待着日本的年轻作家们能够向他们学习并展开积极而多彩的文学活动。同时，我还期待着他们能够与中国的那些优秀作家和韩国的年轻作家们一，完成确实可以被称之为亚洲文学的事业，并在这个名称之下参与世界文学。

另外，我最新的一长篇小说，是去年发表的《空翻》。小说始于被称之为“师傅”的教祖与被称为“引导者”并扮演预言者角的男，试图在现代的东京创建新的宗教教会。其实，十年前他们曾一度建立起拥有超过两千名信徒的宗教教团，其后却又通过电视发表声明，表示他们的教义是错误的，并说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从而解散了那个宗教教团。

他们之所以被迫解散教团，是因为信徒中现了过激的激派小团，而且有大的力量。作为呼吁日本社会行彻底悔改的手段，这个激的小宗派计划行使他们的实力，采取炸毁电站之类大的恐怖行动。于是，教团的领袖们便与国家权力合作，卖了这个激的小宗派，使得他们行使实力的图谋归于产。

如果情况仅止于此，教团的领袖们也已声明自己在宗教上的教义只是个玩笑一般的东西，也就没有必要再行全面的转向了。那么，为什么又产生了这个必要呢？那是因为在这个教团的内，还有一个由信仰虔诚的女们所组成的宗派。这个女们的宗派认为，引国家权力以封杀激派的行为不仅束缚了教团的领袖们，整个教团也将因此遭到镇压。为了阻止这情况的现，她们以其信仰为基础，对领袖们的受难表示抗议，并为声张教团的正统而可能集自杀。因此，在激的宗派与信仰虔诚的女们的宗派这两者的追之下，教团的领袖们不得不采取了刚才所说的全面否定教团的这转向措施。

将教团解散以后，教团的领袖“师傅”和“引导者”切断了与所有信徒之间的关系，在来自社会的批判和蔑视中孤独地度过了十年的时光。小说就从他们决心重建教团开始。

他们得到了一小分新的理解者，开始了重建教团的活动，但“引导者”却在前面说到的过激派残存下来的一分人执拗的追下而死去。以此为契机“师傅”转移到了四国森林中的一个所。这个所是由这十年间最为稳健却也颇有实力的信徒集团所准备的。

自《万延元年的Football》问世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与中心相对抗的边缘“据地”这一模式。我还以这个森林中的小村庄为舞台，选择各时代，描绘发生在那里的故事。于是“师傅”们试图创建新教团的活动便与发生在这个边缘场所的故事汇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