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御西面则是最的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以及锦衣卫、通政使司、太常寺等衙门的所在地。

这偌大一座城，作为至无上的权威象征，在太祖皇帝定都于南京的当年，自然是庄严神圣，壮丽非凡的。然而，自从成祖皇帝迁都北京之后，经历了二百多年的闲置岁月，到如今，它早已萧条破败，完全不复昔年的气象了。由于极少有接待皇帝巡幸的机会，紫禁城里的殿大多荒废失修；就连那些一直有官员派驻的衙门，也是除了几个的门堂还算整齐外，大多一任墙垣倾圮，无人过问；至于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自从由吏接了它的职权之后，更是倒塌到只剩下几门了。

到了崇祯十七年的四月底，却忽然有了改变——一场全面的大清扫和一项初步的整修计划，在城里急地施行起来。接连几天。一队又一队的骡大车从四面八方调集到这里，把满载的砖瓦木石运里去，又把堆积如山的各垃圾拖了来。城的几个侧门，终日着成群结队的太监、军士和工匠。他们各自在领班的驱使下，汗浃背地忙碌着，显疲于奔命的样，使古旧而沉寂的城区，平添了一派张和慌…由于史可法等东林派大臣的妥协退让，拥立新君的大事就这样达成了最后的决议：四月二十九日，礼司务官带着南京百官联合签署的公启，受命前往仪征去迎请福王。

第二天，南京守备徐弘基以世袭魏国公的份，率领勋臣们专程赶到江北的浦去接驾，并把福王护送到燕矶码。

三十日，得到消息的南京诸大臣全动，前往燕矶去晋见新主，再一次表达了同心翊的诚意。经商定，福王准于翌日——也就是五月初一摆驾城。

事情行得很顺利。不过，鉴于下正于国变的非常时期，为着防备不测，这些行动事前都没有向外公布。直到五月初一这一天，才由兵司派兵校，在福王城所行经的路线上加戒备，同时指示沿途的里长，让临街的店铺和住在门前摆香案，以备到时礼拜迎。

将近巳时，一切布置就绪。福王自三山门登岸后，要先到孝陵去拜谒行礼，暂时还不城。所以坐镇在朝门的巡城御史郭维经，也尚未下令净街。那些挑担的、乘轿的、走路的人依旧来来往往。虽然直到此时，他们还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但自从北京的噩耗传来后，就一直于恐慌的等待之中的士民们，仍旧据几天来城内外的一系列异常举措，猜测到一位新的皇上，就要君临这座昔日的首都了。他们自然不了解，这位新皇帝的产生，背地里经历了怎样张激烈的较量；他们甚至也不关心，是由这位王爷还是那位王爷来坐龙廷，对于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们只是据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规矩，认定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像不能设想光有一座庙宇，里面却没有菩萨一样，只要那大殿上的宝座不再空着，他们就觉得一切又有了庇佑和保障，重新变得心安理得，甚至有喜气洋洋了。正是这一发现，使得正从兵衙门里走洪武门来的陈贞慧，一边打量着街上的情景，一边不由得暗暗苦笑。

陈贞慧是直到前天，才接到史可法的通知，从浦赶回南京的。在此之前，他对于事变的发生还一无所知。当经历了最初的惊愕，以及明白局面已经不可挽回之后，他也如同他的社友们一样，到异常的愤恨和沮丧。因为事情很明白，作为一旦确立便有绝对权威的最统治者，皇帝本人的品格和素质，他在情上的亲疏偏向，都直接关系到朝廷的盛衰兴亡，同时也很大程度决定着在他手下当臣的那些人的前途和命运。正因如此，前一阵，陈贞慧和他的朋友们才那么决地排斥本来是名正言顺的福王，而拥护有贤明之声的潞王；后来潞王立不成，桂王也总算勉可以接受。谁知到来，仅仅由于士英的突然变卦，东林方面就毫无反抗地彻底妥协，使前一个时期的努力化为泡影。“哦，难他们不明白，今后有多少艰难和灾难，都将因此而起！”陈贞慧失望之余，痛心疾首地想。不过，他也明白，事情到了这一步，光愤慨不平是没有用的，下最迫的事情，是如何依据变化了的形势，迅速建立起一新的防线，以阻止政局的一步恶化。鉴于在前一个回合的较量中，东林派那些大臣们令人惊异地表现得顾虑重重、怯懦弱，而且意见不一、各行其是，陈贞慧就愈加觉得，他的那个让社友们各个重要衙门充当幕僚的设想，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无论是就协调本派掌权人之间的关系，以形成有力、一致对外的抗争态势而言，还是就谋求对这些人的想法和行动发挥影响，以达到推动改革朝政的目的而言，都少不得这样一条可靠的、能够相互支持的联系纽带。所以，他今天把社友们召集到正门外的畅好居酒楼上去会面，一方面固然是为着稳定军心，另一方面也是为着敦促社友们，尽快把他的那个设想付诸实行。

现在，陈贞慧已经来到畅好居。在正门一带，这也算得上大的一座酒楼。

不过，像陈贞慧这有份的贵家弟，平日总是习惯于到幽雅的园林或者自成一家的河房去聚会宴饮，而不愿意上酒楼来同平民百姓混在一起。今天之所以破例，是因为有好几位社友都想看一看福王人城的情景，才临时决定在这畅好居包下一问临街的单间，并定下一席酒菜，以便到时一边倾谈，一边就近观看。